專家表示，循環發展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引領行動》的出臺，將有力推動我國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在讓垃圾“變廢為寶”的同時，必將產生良好的社會與環境效益。

打造資源利用產業“升級版”

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彭緒庶眼里，除了廢舊家電、書報、飲料瓶等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垃圾外，資源產業開發過程中的尾礦、煤矸石、粉煤灰，鋼鐵、有色冶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冶煉渣，大氣污染治理產生的工業副產石膏等，都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我們過去用填埋的方式處理生活垃圾，不僅占地，還容易產生臭氣、污水等二次污染。現在的生活垃圾全部用來焚燒發電，既節約了煤、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也減少了土地占用和污染排放，還美化了環境。”彭緒庶對本報記者說，生活垃圾放對了地方，就會產生“一舉三得”的效果。

“由此可見，垃圾變廢為寶離不開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彭緒庶說，該產業是以資源產業開發、產品加工制造過程產生的廢棄物，以及消費末端產生的廢棄物為加工利用對象，使之重新成為可以利用的資源、材料甚至是產品，包括與之相關的經營和服務等經濟活動。

“資源循環利用產業是以廢棄物為對象，在某種意義上是公益事業。用我們研究的話說，就是具有正外部性，企業可能獲利很少，甚至是不獲利，但卻能產生很好的社會與環境效益。因此，這個產業發展離不開政策指引和政策支持。”彭緒庶介紹說，在政策驅動下，我國循環利用產業取得了較快發展。據初步估計，“十二五”期間，我國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年均增速約為15%，遠超過國民經濟發展平均增速。截至2015年末，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產值約達到2萬億元。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面臨轉型升級和提質發展的需要，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也不例外。”在彭緒庶看來，《引領行動》的出臺，一方面是貫徹“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為“十三五”循環經濟發展作出全面部署；另一方面是向社會釋放重要的信號，即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向高效、高值和更加環保的方向發展，不僅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產業規模擴大、質量升級，也引領生產方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引領老百姓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實現生產生活與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的更好對接和協調發展。

用北京大學環境學院E20聯合研究院院長助理肖瓊的話說就是，《引領行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環境治理從以無害化為核心的末端治理為主，升級到以資源化、生態化為核心的生態循環為主，將催化循環經濟產業的快速成長。

量化指標，激發循環發展新動能

《引領行動》不但明確了發展目標，還提出了具體量化的指標，即到2020年，我國主要資源產出率比2015年提高15%，主要廢棄物循環利用率達到54.6%左右；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到73%，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85%。

“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到73%，這個指標定得可不低。”彭緒庶坦言，與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相比，工業固廢涉及行業眾多，最典型工業固體廢物如鋼渣、有色金屬渣、煤渣、赤泥、高爐渣、硫酸渣、廢石膏、鹽泥等，涉及礦產、煤炭、電力、冶金等多個行業，成分復雜，對環境和安全影響較大，利用技術復雜，綜合利用難度較大。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激發循環發展新動能，《引領行動》支持資源循環產業“走出去”，擴大關鍵技術和裝備的進出口貿易規模。支持國內資源循環利用企業到海外投資，增強境外資源就地轉化加工能力，把海外再生資源作為資源安全保障的來源之一。

“再生資源行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有很大的市場。”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會長蔣省三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國在裝備制造、關鍵技術、資金儲備等方面具備優勢，這為資源循環利用產業“走出去”提供了可能。比如，一些東南亞國家廢舊資源利用率非常低，很多資源都丟棄、堆放、填埋了，這些國家有接納資源循環利用企業和技術的需求，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將大有作為。

彭緒庶表示，“走出去”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戰略，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戰略帶動下，我國產業“走出去”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資源循環利用產業“走出去”，既是配合國家大戰略的需要，更是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的內在需求和驅動力。我國資源循環利用在技術水平上擁有一定先進性，在國際市場具有性價比的優勢，在國外有較大市場需求。因此，國家戰略、供需雙方結合與技術因素等，都將加速資源循環利用行業“走出去”。

創新財政資金支持方式

為保障這些目標和指標的實現，《引領行動》強調，要創新財政資金支持方式。利用現有資金渠道對循環經濟予以支持，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強化財政資金與社會融資的聯動，探索在餐廚廢棄物、建筑垃圾、再生資源回收等領域引入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通過PPP和第三方服務方式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循環經濟。

據了解，“十二五”期間，我國便開始對推廣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給予了政策支持。國家發改委聯合財政部、工信部、住建部、商務部等部門，先后實施了“城市礦產示范基地”“再制造”“園區循環化改造”“尾礦綜合利用”等重大工程，修訂和加強了生活垃圾管理的法規和政策，加強了再生資源回收管理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支持力度。

彭緒庶分析說，“十二五”期間，循環經濟發展包括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利用了很多財政政策，以財政獎補的方式鼓勵地方和企業發展城市礦產和大宗工業固體廢物利用，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由于資源循環利用領域具有正外部性，產業發展離不開財政政策的支持。展望未來，財政政策使用方式將和“十二五”有所不同。“十二五”財政政策主要是獎補，降低企業投資資源循環利用項目的初始成本，激發投資積極性。“十三五”期間，部分領域可能還需要這么做，但將不再是主流，因為財政獎補雖然激發了企業積極性，但也很可能誘發企業投資的盲目性，導致企業擴大產能設計。

“因此，財政政策發揮作用將逐步探索新的方式，PPP模式就是其中一種。如在城市低值廢棄物循環利用方面，生活垃圾回收利用、餐廚廢棄物回收利用、園林廢棄物、道路建筑廢棄物循環利用等，都可以引入PPP模式。”彭緒庶說，通過PPP模式的引入，一方面可以降低企業投資成本，激發企業活力，做大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另一方面可以更好撬動社會資本，激發企業責任，建立一種社會與政府合作的持久模式，為這個行業的持續發展注入活力和保障。